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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落地
Practice 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market in resource allocation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涉及全面改革，對此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把它總結歸納為四句話:第一是問題導向的改革，第二是市場導向的改革，第三是全面深化的改革，第四是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的改革。在第五屆全球PE北京論壇上，宋曉梧發表演講時這樣說問題導向的改革三中全會《決定》第一次明確提出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成有五大子體系：產權清晰的現代企業制度。開放競爭的市場體系；以經濟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；以按勞分配為主、多種分配形式並存的分配制度：以基本保障和多層次保障共存的社會保障體系。它是從這五個大方面面臨的具體問題出發。以問題為導向的一個改革。改革開放35年來，盡管我們在各個方面取得瞭很大的成績，但是應該看到，我們面臨的30年來積累的問題已經到瞭一個新階段，不得不改革。實際上，我們面臨的不僅僅是經濟方面、社會方面的問題，生態方面的問題也非常嚴重，還包括政府在群眾中的信任度，有些問題的挑戰是空前的，有些問題已經到瞭臨界點。對問題的嚴重性、迫切性，我覺得應該有充分的認識。市場導向的改革正是由於我們面臨這麼多問題，近些年來，在討論中國下一步的方向時，發生瞭很大的分歧意見和爭論。這些問題是如何產生的？向什麼方向去解決這些問題？這些引發瞭經濟理論、社會理論，包括政治理論界全方位的一場大辯論。有些人認為，這些問題的產生主要就是因為搞瞭私有化、搞瞭市場化才導致的，比如收入分配差距過大。我國35%水平上，比國際上低一倍，發達國傢的消費是70%~80%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能夠持續這麼長時間，是國際的形勢、國際化使中國大量的生產能力可以出口。但當國際形勢發生變化，受2008年以來的美國次貸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，在國際訂單減少的情況下，中國企業產能過剩的問題就變得十分突出瞭。這些問題的解決是靠回歸政府管制和審批來解決呢？還是通過進一步深化市場化的改革來解決？這就是一個非常大的爭論。我想說的是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釋放瞭一個明確的信號，仍然要堅持市場導向的改革，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。這是非常重要的。最主要的是要解決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問題，對這個關系問題，我們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連續進行瞭三四年的跟蹤調查，搞瞭論證會，也出瞭研究成果。我們始終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還是在一個起步階段，不太完善。有人講中國已進入後市場化階段，如果從後工業化角度看市場化已經很成熟瞭，已進入後市場化階段，對這個提法我覺得還可以商榷。實際我們才開始著手生產要素的市場化、比如說土地市場化，還有跟PE直接相關的金融資本的市場化，勞動力的市場化和這三大要素的市場化都遠遠不夠。就說PE，隻是剛處在起步階段，土地的市場化在這次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有很多明確、具體的規定，但是離真正市場化還很遠，隻能說是剛剛起步；勞動力的市場化也仍然存在著被城鄉行政隔絕、壟斷行業行政隔絕、公共部門和其他部門行政隔絕的問題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要進一步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，過去叫基礎性作用，現在叫決定性作用。劃清政府和市場的界限，不僅是中央政府和市場的界限，現在面臨的更重要的實際問題是地方政府和市場的界限。我們可以看到，現在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傾向非常嚴重，比如經營土地，組織自己的各種金融機構，具體下達招商引資的指標、下達GDP增長指標，層層考核幹部，甚至把這些指標落實到各種社會團體，甚至民主黨派都要考核，把各種組織都變成經濟組織去努力增長GDP。GDP是增長瞭，但是我們的社會關系嚴重扭曲瞭，我們各種社會組織的職能也被嚴重扭曲瞭。這些問題到瞭一個關鍵點，這就是現在需要真正深入地去研究市場和政府的界限，地方政府也是政府，它不能成為市場配置資源起決定性作用的主體，還是要發揮市場作用，地方政府要回歸政府的職能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對解決這些問題有方向性的提法。當然，要具體落實下來，還是很困難的。不要說市場起決定性作用，就是起基礎性作用的提法至少提瞭十多年瞭，從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就提出來瞭，現在實際情況是基礎性作用也沒發揮出來。改革要落實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。全面深化的改革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前，很多學術給中央提建議，都在討論一個問題，就是過去長期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心環節，現在以什麼改革為中心環節呢？討論來討論去，意見分歧非常大，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有多少經濟學傢就有多少突破口，每個經濟學傢的側重點不一樣。實際上，中國現在已經進入到縱深推進改革的時候，確實很難找一個突破口，如果需要一個主線和方向的話，很明確，就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，這個問題可以貫徹到方方面面。產能解決瞭，究竟是依靠政府，還是依靠市場調節。比如電視機、汽車如果沒有行政控制，產能過剩問題不可能這麼嚴重。另外，我們的產能過剩也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，是地方政府相互攀比，歪曲瞭競爭。這種情況是經濟問題嗎？考核幹部就考核他的GDP，那就不是經濟問題，變成政治體制問題瞭。因此，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全面推進改革。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來全面深化改革，適應瞭中國當前經濟體制改革和其它改革共同配套、共同推進的客觀需求，客觀上我們做到這一步，所以，已經不是當年找突破口的時候瞭，但是改革的主攻方向、發展方向要明確，至於說哪一項改革能像當年國企改革一樣把所有問題都突破瞭，至少現在很難找出來。另外，全面深化的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，不是哪一個部門能推動的。在這個時候，也要看到我們仍然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，仍然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軸，去搞好社會的、政治的、文化的、生態的改革。這是符合中國當前整個發展和改革需要的。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的推進改革我們找到瞭突破口，全面推進、全面深化的時候，是不是還能停留在摸著石頭過河呢？這個恐怕就不行瞭。前一階段，學術界、理論界對此爭論很大，一些人說，你摸著石頭，摸著摸著過癮瞭，就不想過河瞭，覺得現有體制挺好，現有體制發展也很快，政府起主導作用，經濟發展也挺好。但一些反對聲音說，你摸著石頭不想過河，停留在現有體制下是非常危險的，你想把市場的優點和計劃的優點結合起來，但是，也很可能是把市場的缺點和計劃的缺點結合起來瞭，那就很危險。比如像政府主導下，特別是地方政府主導下的市場配置，為錢權交易提供瞭極大的空間，腐敗成瞭很難解決的問題。面對這樣的現象，地方政府的行為要規范，深化全面配套改革又不是哪一個部門能解決的，必須要有頂層設計。我因此認為，這幾個問題是一環扣一環的，需要頂層設計。頂層設計還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頂層設計，需要有社會、政治、文化，還有生態的相應配套、互相協作來共同推進。我們相信，堅持這樣一個問題導向的改革，堅持這樣一個市場化的改革，堅持全面推進的改革，同時，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，可以解決我們當前面臨的重大問題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這樣一個前進的方向上，取得更大的成績。（本刊記者陳醒報道，劉玉攝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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